撰文:幸瑜 本刊特約記者、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

今年科學園年度畢業典禮，165間Startup完成前期培育及創業培育計劃，數字再創新高，當中達50%的「畢業生」選擇留低發展，而非有毛有翼就遠走高飛。

理想豐滿 現實骨感

「現實與理想往往存在巨大落差，Startup本來就失敗率好高，就算有最好的產品，也不代表市場受落，如果一心只想賺錢、覺得這件事好型，一定死。」

不是每個人都做到朱克伯格，Albert苦口婆心忠告：「信念最重要，你想做，我會鼓勵你，但這是一條不歸路，要有失敗的心理準備，必須破釜沉舟。」

2016年8月上任科學園CEO，他見證了無數Startup誕生，十居六七會像小海龜一樣，還未走到海邊已被鳥兒叼走。「多數成功的創業家不是靠父蔭，初期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，當你聽到他們說兩年未出過糧，真是聞者心酸。」他吸了一口氣再說。

「記得約3年前，Fano Labs（有光科技）創辦人Miles告訴我，快將彈盡糧絕，口袋只剩下200元，而且兩個月後就要結婚，怎麼辦？」Albert苦笑地攤開雙手：「幸好最終捱過了『死亡之谷』，找到融資，現在已上軌道，公司還聘請了200至300人。」

Fano Labs主打語音識別（ASR）及自然語言處理（NLP）等人工智能技術，把粵語轉換成文字，創辦人是操純正粵語的內地人，棄清華、選港大。「創業初期什麼都要自己落手落腳，概念再好，所有Startup都要捱，還要有運氣與際遇，如果平日你做開3至5件手作仔，突然有客人叫你生產3000件，你一樣會出事，一來資金不夠，二來力有不逮。」

「既要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理念，同時遇到問題時要靈活變通，但堅持與靈活俱備的人從來不是多數。」今時今日他鼓勵不怕辛苦的初生之犢搞Startup，原來當年畢業後搵工也充滿搞Startup的冒險精神。

「坦白說，我當年沒有職業規劃，求學最重要是用心去讀自已喜歡讀的科目，不必太早想將來做什麼工作。畢業後願意學習、接受挑戰、別怕蝕底！邊有人一離開學校就天下無敵。」Albert自小在數理化科目的成績比較突出，順理成章走向理科路，擁有港大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及中大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

曾幾何時，在中大和港大畢業，被視為天之驕子，不必愁出路，但他寧願「有自唔在、攞苦嚟辛」，跳出舒適圈去捱騾仔。「當年流行『HighTech揩嘢、LowTech撈嘢』這句話，聽在科技人耳內，自然很刺耳，覺得在香港搞科研無可救藥。」

Albert在香港土生土長，接手科學園前唯一在港的工作只是在安樂工程擔任CEO一年，遙想當年之所以離開，正正是始於科技人的執着，對於這個城市不注重科研灰心失望，不如放眼世界，多吸收實戰經驗。

「那一年，港大有三個畢業生去了油田，一個去伊朗，一個去利比亞，我最好彩，目的地是汶萊，哈哈！」有別於其他同學，Albert第一份工不是在辦公室嘆冷氣，而是走上鑽油台日曬雨淋。

走出溫室 駐守鑽油台

看到記者的錯愕表情，他解釋：「八十年代汶萊，只有首都先進，油田附近的環境依然很落後，我想趁年輕出外闖一闖，在海中心受盡風吹雨打是意料之內，印象最深是颶風來襲，幾恐怖⋯⋯，之後被派去中國、印尼，過了5年油田生活，這種經歷難能可貴。」

Albert在商場打滾超過30年，任職過多家跨國企業如Caterpillar，人生轉捩點莫過於在美國通用電氣度過了漫長的15年，這15年透過內部調職，嘗試了12個截然不同的崗位，「最困難是做收購合併，我是一張白紙，給你花2億美金收購一間公司，說時容易做時難，當年不過30歲出頭，唯有邊學邊做，由評估、談判學起，印象最深刻是第一日返工就見到枱面擺了幾本辭海咁厚的資料！」

萬事起頭難，他把前輩贈予的一席話銘記在心──學游水最好的方法就是跳落水，最終，他成為通用電氣石油天然氣中國部CEO，在香港和上海兩邊走，「回流發展肯定不是為錢，2014年獵頭公司第一次問我有沒有興趣接手科學園，第一個反應是『別開玩笑』，後來眼見政府有意發展科研，再與董事會見面，覺得可以接受這一大挑戰，但唯一條件是起碼給我做7至10年，如果2、3年就換人，政策便延續不了。」

曾經，他覺得外國的月亮特別圓，現在反倒認為月是故鄉圓。

甫上任，Albert就把商場管理哲學引入科學園，首先要嚴格執行前人訂下的落戶規定「公司必須有一半業務做研發」，不惜DQ未符資格的公司，但整體入園區企業不減反升。「之前只有600間公司，現在有1000間；之前只有200間孵化器企業，現在上升到500間；之前總員工約9000人，現在有16000人。」他滿意地點點頭：「如果你問我，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？那一定是。過去5年，即使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中美角力，創科環境已不能同日而語了。」

「科研不是選項，而是必須行的路，香港已經處於落後位置，你想生存，就一定要追上去。」他試圖在園區內營造一個完善的投資生態圈，讓投資者自行告訴創業家，哪條是出路、哪條是死路，「過去3年，園區內的投資金額高達300億港元，我們的風險投資基金由5000萬港元增至6億，這個基金不是着眼於利潤，首要任務是協助更多公司成長。我敢說每一秒鐘，在園區內都有投資者在尋找商機。」

科研的靈魂，不是先進的機械，而是人，奈何本地缺乏科研人才卻是鐵一般的事實，尖子們升學選科時往往會以金融、醫科作為首選，IT、工程為次，「香港學生讀工程的不算少，但畢業後會做工程的不多」。經濟環境差，有人無工做不奇怪，但有工無人做，肯定是教育制度、人力資源出現錯配。

有人無工做 有工無人做

科學園在去年3月的職業博覽，1000個職位只招聘到100多人，而今年更有2400個職位空缺。上年，科學園第一次以自己的名義為業界進行全球招聘。為了全方位協助園內公司解決人手問題，他特別提到「明日創科領袖培訓計劃」（TLT）。

TLT會為學員提供兩個月培訓，先熟悉園區基本運作，然後正式加入合作夥伴的企業，學士畢業生薪酬為2.5萬港元。「其實做科研工作人工不是如外界想像中低，以AI領域為例，3至5年經驗，年薪已可過百萬。」

為了解決住屋問題，可入住宿舍創新斗室（InnoCell），租金約為市值60%，希望藉此留住人才。

營造創新環境，本港除了要自強不息，同時要面對一河之隔的競爭。今時今日，深圳的GDP已經超越香港，科研走得更前，深港之間如何互補呢？

Albert不假思索回答：「我們接近中國，但生活方式接近西方，外國第二三代華人回流仍首選香港，我們要清楚香港已是大灣區一部分，所以不存在融入大灣區的問題，如果一間公司的目標市場只放眼香港，難以做得長久，這是700萬和7000萬人口的分別。」

「我們首要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，留住科研公司的核心業務，像商湯科技今日仍把研發部分留港。」他絕不認同香港優勢蕩然無存，「我們有4間大學排名全球50位內，廣東省沒有一間大學排名頭100位，內地生如來港升學，大多願意留低發展。」

當年Albert浸完鹹水、了解世界後，才執掌科學園，他笑言「彷彿在通用的15年光陰，如今用在一時」。但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，他仍要向年輕人不恥下問。「見到兒子玩加密幣，兩個月前我都開了戶口，買了4、5隻小試牛刀，我無意炒賣，只想了解箇中玩法，想知道為何那麼多後生仔愛玩。」

要在新時代connect新一代，不再可能只靠出口術，領袖愈貼地，自然有見地。